可怜天下父母心
(注:此帖为转帖,看到这个故事后很难过,可怜天下父母心!这是谁的过错啊!?)
这是来自黄土高原的愤怒与哭泣!为供儿子上大学,贫困的父母几年间辗转卖的血可以装满两个汽油桶,儿子却在学校冒充包工头的独生子挥霍无度、荒废学业。终于有一天,苦熬苦撑的父母发现了真相,不思悔改的儿子竟大骂父母冷酷无情。人们不禁要问:父母的爱心和学校的教育为何结出这么一枚苦果?
“他说父亲是包工头,家里很有钱”
2001年12月30日,青海省乐都县马厂乡甘沟滩村村民陈邦顺接到大儿子小良的班主任———西安某学院郭老师的来信。郭老师要家长马上到学校去一趟。
小良于1997年考上该学院电子自动化专业,按理说这年应该毕业了。2001年春节的时候,小良离开家,说要去深圳参加招聘会,可是一去便几个月无音信。陈邦顺夫妻一直满怀希望地盼着大儿子参加工作的好消息。
第二天,陈邦顺赶到了西安,才找到郭老师,郭老师第一句话就把他问蒙了:“您是包工头吗?小良是独生子吗?”原来,家境贫寒的小良入学后一直对同学说自己是独生子,父亲是包工头,家里很有钱。他花钱很大方,经常到网吧上网聊天、玩游戏。据同学说,小良每月上网花的钱少说也在400元以上,他的两个女朋友都是在网上认识的。
郭老师拿出小良这几年的学习成绩单给陈邦顺看。陈邦顺发现:小良第一年勉强过关,二、三年级的成绩便不堪入目,很多科目缺考,四年级更是一片空白。郭老师说:由于成绩不好,小良已留了两级;他只在第一学年报了到、注了册、交了学费,其他几个学年根本没报到,学费也没交,学校曾多次催促他,可他始终没办理手续。
听着郭老师的“天方夜谭”,陈邦顺直觉得眼前发黑,气得差点儿晕倒:这就是说,自己这几年寄给小良的6.35万元,就这样被他花天酒地挥霍光了!4年来,小良一直欺骗为他辗转卖血的父母!陈邦顺禁不住痛哭失声。他颤抖着向郭老师伸出胳膊,指着那上面一个个发黑的针眼怒吼:“我哪是什么包工头呀?我的钱都是从这里流出来的!”
郭老师惊呆了。他没想到小良是用父母卖血得来的钱将自己包装成富家子弟的,更没想到小良在上大学期间竟然花掉了6.35万元。按当时的水平,一个大学本科生4年花2.5万元已绰绰有余了。
郭老师虽然同情这位愤怒、失望、痛苦的父亲,但最后仍不得不横下心来把学校的决定告诉他:“由于小良擅自离校,经常旷课,加上学习成绩太差,学校已对他按自动退学处理。今天请你来,就是告诉你这个决定。”
“我这些年卖的血能装满两个汽油桶”
2002年5月,笔者作为中央电视台《聊天》节目的编导,历经千辛万苦前往陈邦顺家,倾听这位父亲的泣血哭诉。
陈邦顺的家坐落在青海、甘肃交界的大山深处。那里长年不见雨水,干旱严重,土地贫瘠。那里的村民平时一日三餐都吃洋芋,只有来客人了或过年过节才能吃上面食。为了逃出黄土漫天的山村,孩子们都把希望寄托在考大学上,因此这村子陆陆续续考上大学的人不少。
陈邦顺至今还记得,小良拿到大学录取通知书的那天晚上,小良的妈妈特意做了一顿过年才吃得上的揪面片。获知喜讯的亲戚们都赶来了,大家兴奋地传看那张录取通知书。
小良是陈家这一辈人中出的第一个大学生啊!陈邦顺一边美滋滋地接受大家的恭贺,一边担忧:小良的学费要好几千元,到哪里去弄这笔钱呢?外甥们都给陈邦顺打气:“陈家就出了这么一个大学生,你再怎么苦,也要供小良上大学。”而且保证以后帮助他家。就这样,拿着东拼西凑来的学费,小良走进了大学的校门。
为了供儿子上大学,陈邦顺夫妇开始四处卖血。陈邦顺告诉笔者,大学4年,小良一共向家里要了6.35万元,这6.35万元中有70%是他们夫妇卖血得来的,另外还借了1.7万元外债。
笔者问:“你多长时间卖一次血?”
陈邦顺回答:“没准,农忙时卖得少一些,农闲时就往医院里跑得勤一些。有3个月1次、3天1次的,也有1天1次、1天3次的,有好几次抽着血就晕死过去了。”他还说,原本只是他去卖,后来他身体不行了,就叫老伴一起去,老伴有胃病,卖得少一些。笔者不解地问:“国家《献血法》规定,一个人两次献血的间隔时间不得少于6个月。你怎么能在4年里靠卖血换来4万多元呢?”“想办法呗!我们周围有9个血站,我都去卖过血。有时走几十公里山路再坐火车到武威、兰州去卖血。1998年,为了凑齐学费,我和老伴47天没有回家,到处辗转卖血,总算凑够了学费1720元。村里人都说我不要命了。我有什么办法呢?都是为了娃呀!”说着,两行老泪从陈邦顺的脸上滚下。沉吟半晌,陈邦顺突然举起两根手指,提高声音对笔者说:“我这些年卖的血能装两个汽油桶!”
“他的每封信都是卖血通知书”
陈邦顺说,小良上大学后与家里的联系全靠写信,4年里,他一共给家里写来17封信,这17封信,没有一封是不要钱的,而且每次都要2000元以上。他说:“这不是信,是债单!他的每封信都是卖血通知书!一接到他的信,我就知道又该去卖血了。”
笔者忍不住问:“小良知道你是靠卖血供他上学的吗?”“知道。他上高中花的8000多元,也是我卖血换来的。”小良的信全被父亲藏在一个祖传的木匣里,征得陈邦顺夫妇同意,笔者读完了小良的来信。让笔者十分吃惊的是:这些字体娟秀的信只有一个主题———催款。
在一封信里,小良陈述了自己花钱的理由:
我认为你们一点也不理解我们学生的难处,你们认为学生在学校,除了学习就是吃饭,花钱都花在(吃)饭上了,别的都不花钱了。其实不是这样,在这个知识爆炸的时代里,谁都想多学一点知识,为自己将来的工作进行各方面的准备,想多学知识就得报名学习,这样花一部分。再有学生之间相互搞好人际关系,比如说现在组织滑冰、游泳、春游、野炊,宿舍里边过中秋节、元旦,老乡之间开老乡会,搞联谊活动等等,我都不能一项不参加呀,那样只能孤立我自己了,和别人相处不下去。
陈邦顺还回忆起这样一件事。
有一次小良接连给家里寄来两封信,信中说,他熄灯后在宿舍里用电脑,偷接了走廊里的电,被学校发现,被处以3000元罚款,要家里马上想办法凑这笔钱,否则学校会处分他的,他就只好回家了。接到信的时候已是下午5时,陈邦顺立即到处找人借钱。天黑了,他敲开姐姐家的门,哭得说不出话来。和他一起去的三儿子给姑姑念了信,姑姑把小商店里的营业款给了他们。借到钱的时候已是晚上9时,陈邦顺怕小良真的第二天回来,带着三儿子一路小跑,只用两个小时就跑到16公里外的306连城铝厂(平时与小良通电话的地方),往小良宿舍打电话。他告诉大儿子:钱已借到,天亮后邮局一开门就寄出。当天晚上,陈邦顺没回家,与三儿子和衣挤在连城铝厂招待所的一张床上等待天明。钱寄去后不久,陈邦顺接到小良的回信,小良在信中要求父亲“以后打电话不要高声喊叫,因为接电话的可能不是我,你会吓着别人,同时也会影响其他同学休息”。小良竟嫌父亲那天晚上打电话时声音高了。
小良的妈妈说,小良上大学后变了,变得不爱与家人说话,也不爱回家了,甚至连过年也不回家。2001年春节大年初四,小良离开家,说要去深圳参加招聘会,一去几个月无音信。
2001年7月6日,小良给家里寄来一封信,说在北京找到了工作,让家里寄去4000元交房费、押金。之后,又音信全无。“我到处打电话找他,他宿舍电话没用了。他留过一个女朋友的手机,奇怪的是:他一要钱,手机就能打通;钱一寄过去,就再也打不通了。从那时到现在,我打了不下一百个电话,要是去了镇上,我就挨着有电话的铺子一家一家地打,还叫在外地打工的另外两个儿子给他哥打电话,可始终没有打通……”
直至陈邦顺去了西安,这一切才水落石出!
“父母八九年没穿过新衣服了”
采访中,笔者问陈邦顺:“小良的两个弟弟是如何看待哥哥的?他们有没有觉得你偏心?”
这话戳到了陈邦顺的痛处。他低着头,半天没开口。过了很久,他举起一只手,红着眼圈对笔者说:“我这个父亲没本事,十根手指不一样齐,把两个小儿子给耽误了。”原来,为了供小良上学,家里穷得连作业本也买不起,陈家二儿子和三儿子只好没念完初中就辍学了。
陈家二儿子去年去湖北打工,不到8个月挣回2000元,回到家却只剩下68元,因为他给全家人各买了一套新衣。陈邦顺看到二儿子拿着衣服包包回家,快气疯了。二儿子说:“爸,你不要恨我。这些年,你给我哥花了那么多钱。八九年了,你和我妈都没穿过一件新衣服。这些钱不够还债,你就穿了吧。不然,你还是会把钱给我哥的。”
陈家三儿子目前在酒泉打工。他非常明白事理,节约用钱。他的鞋帮穿脱了,人家给他钱让他再买一双,他把钱收起来,找根绳子把鞋拴一下又接着穿。这个17岁的少年一回家就缠着母亲不放,母亲走到哪儿,他就跟到哪儿。他说:“妈,你在家我就高兴,你可千万别跟人家一起去卖血呀!”
离开西宁,笔者前往小良曾经就读的西安某学院了解情况。
班主任郭老师告诉笔者,小良性格内向,平时在学校沉默寡言,和同学交往不多。他对自己学的专业不感兴趣,厌学情绪很严重,以致逃学。
郭老师还说,直到陈邦顺来了以后,学院才知道小良上学用的是父母的卖血钱。其实,学生进校时可以填《家庭贫困状况登记表》,学校还专为贫困生提供无息贷款和解困助学工作岗位,可是小良从未申请过;小良平时穿着阔绰,出手大方,一副“富家子弟”的模样。
“我父亲是残酷无情的人”
一回到北京,笔者就设法与小良联系。可是任凭笔者怎么留言,也没有收到任何回音。
我们制作的电视节目播出后,小良突然与我们联系,提出要见面。
6月3日,在北京某快餐厅,我们终于见到了由女友陪着的小良。笔者问小良:“回青海以后有没有回家,是否与你父母联系过?”小良摇头说:“没有。”接着便不再给我们发问的机会,他提出了一连串的问题:“你们都是当父亲的,如果你们的孩子也做了像我这样的事,你们会到中央台去说吗?你们认为这么干的父亲正常吗?你们不觉得我父亲残酷无情吗?”
笔者惊愕!一时间说不出话来……
笔者问小良:“‘残酷无情’的父亲会卖血供你上学吗?”小良不耐烦地说:“你们别揪着这问题不放!坦白地说,我父亲卖血换钱供我上学和我在学校的表现都是事实,我没有异议!我承认我有做得不对的地方。可你们为什么就不敢认错?”
谈话已经无法进行下去。我的脑海里突然浮现那天离开甘沟滩村的情景:小良的母亲送我们到村外,那双混浊的泪眼让笔者不敢多看一眼。
小良的母亲一再叮嘱:“你们要是见到小良,一定叫他回家。我想死他了。你告诉他,我们不怪他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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